地下军事堡垒涿鹿保岱古地道

保岱古地道，又名“躲鞑洞”，相传在元末明初，人们为了躲避蒙古兵，专门开挖出来的一个庞大的地下军事防御工程。这是塞北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构造最复杂、保存最完好， 同时也是清理最完善的一处古地道遗址。

　　1958年，在保岱古城人防工程施工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大批陶制瓮缸和陶瓷残片，还有一些明代古钱币以及武器等，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经过初步调查，基本确认这些古地道的分布范围为：连接堡里东南西北四个古井，长度约3公里，面积约4平方公里。其中以堡里西部范围内的古地道遗存有几十处保存最为完好。

　　这些古地道结构较为复杂，有的地方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在现地表3米深处，下层在距地表5米以下深处，最深处据称有8米。巷道弯弯曲曲，上下相通。除了巷道之外，地道的主要结构还有供人出入的竖井（包括水井、旱井、地道中的暗井），用作生活设施的各种洞室（包括住人洞、储粮洞、炊灶洞、作坊洞）和洞龛（包括井龛、瓮龛、壁龛、灯龛），以及通气孔等等。

　　古地道主要以水井、旱井或暗井为出入口。其中暗井是升降转换于各层地道之间的隐蔽洞口，有的暗井口开在洞龛底部，在井口盖一块毛石板，石板上覆盖0.3米厚的土层，伪装得十分巧妙。类似的暗井通口，在1958年战备中印发的《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也可以见到，这件档案材料对冷战期间的地道出入口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细节：“洞口分两种：一供民兵保卫村庄时用的，便于进出，其位置应选在街口、胡同口、房屋和警戒附近；一种是群众用的，主要是伪装，如在院里、屋里、东西底下、柴棚内、夹道里、井里、墙底下等。还有在洞道之中的，将套洞迷惑敌人。”

　　障口（卡口）是地道里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古地道的障口形制，乍看好像是地道尽头，而通过清理发现障道口地面下凹，并有三层土台阶，每层高、宽均约0.3米；顺台阶而下，有一条高0.8米、宽0.7米、长度7米的障道，只能容一人爬行；障道的另一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第二层地道的主干线。　　在两层结构的保岱古地道中，一般以第一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住人洞室、炊灶洞室、饮水井、铸造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其中住人洞室大的可容20余人，小的可容3至4人。洞室中有土炕，炕上有土枕，某些洞室内还残有土灶、煤渣堆等。炊灶洞室最大的一个高2米、长5米、宽4米，可容数十人，洞室壁被炊烟熏得漆黑，洞室中残存缸、盆、壶、碗、盘、石磨等物。邻炊灶洞室的地方往往是水井，在水井处一般挖一个井龛，龛的顶部设一铁吊环，龛的四周灯龛很密，其中有的水井在文物部门清理时仍能见到泉水汩汩流动。根据地道中出土的唐宋钱币以及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等物，文物人员将这一地道遗址确定为元末明初时期的文物。

　　地道在战争中的运用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保岱在唐朝时代称妫州。元朝时代称保岱。那时的保岱古城富足丰美，风光无限。有元朝陈孚古诗为证：“忽闻鸡犬声，见此千家市；石桥跨妫水，残城无乃是……”

　　1368年，元惠宗退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史称“北元”，由于明军的不断打击及蒙古各地贵族离心离德，1402年北元灭亡。虽然元朝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权已不复存在，但各部落依然保存有一定实力（比较强大的有瓦剌、鞑靼等部），不时南下骚扰明朝边境。因此明朝沿长城设置军事防线，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全。从最东面的辽东镇至最西面的甘肃镇，共有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

　　明朝在二十多年间，对北元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征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然而他们知道，这离彻底消灭蒙古势力还差得很远。为了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明朝在一系列军事胜之后，在能够控制的蒙古地区和蒙明边境建立了许多设置。

　　沿长城壕垣设置重镇，派驻重兵。自明初，明朝先后设置了九个重镇统领前线军士，这九个重镇统称九边镇，即：辽东镇(治广宁，今辽宁北镇)、蓟州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宣府镇(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山西镇(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延绥镇(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镇(治所在今银川)、固原镇(治所在今宁夏固原)、甘肃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各镇都有总兵官、巡抚，数镇之上还有总督。这些封疆大吏统领的兵力，多时达百万，少时也有几十万，约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二。如此众多的兵力，当然基本上也是为了阻止剽悍的蒙古骑兵。保岱古堡就是这个时期重新修筑的。

　　大约是明朝洪武二十七年( 公元1394年)在元朝保岱土城的基础上扩展而建的。城周数公里。内城为堡里，周长3公里，留有正南一座古堡城门。在城门之上，修了威武雄壮的城门楼，在城墙四角之上还建了角楼。但这时的宣化城城墙仍为土筑，直到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才将堡门包砌的青砖。

　　涿鹿保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五帝开天，轩辕为盛，稽自阪泉，营于涿鹿，勋得翔浃，万国合符，维兹上谷，固神灵之奥宅，而赤县之首区也。”(引自《宣府镇志》)，故有中华历史起于涿鹿之说。做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从那时起，开始创造了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然而，伴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私有制的产生，同时也生产了野蛮的流血战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传说即是。唐朝诗人胡曾当年游历涿鹿时，曾作有怀古诗《涿鹿山》记述了这次战争：“涿鹿茫茫白草秋，轩辕曾此破蚩尤；丹霞遥映山前水，疑是成川血尚流。”

　　历史上，保岱是古舜都，是中华民族最早较大的古城之一。朝代的更替，民族的兴衰，都离不开频繁的掠夺和战争。在汉民族几千年的防御史上，北方历代为患，主要来自秦汉日匈奴，汉末日乌桓，晋日鲜卑，隋、唐日突厥，宋日契丹，及女真衰而蒙古起焉。因为保岱是内地通往蒙古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自古为戎马驰驱之地"。明代尤甚，蒙古诸部经这里南犯，骚扰竞达50多次。所以，汉民族的每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北部边防。特别在明王朝276年的历史上，外患虽然来自几个方向，但威胁最大的还是蒙古的鞑靼、瓦剌和兀良哈诸部。所以，保岱古堡成了明王朝修筑的边防城堡之一。

　　当时，保岱古城人烟稀少，明朝组织兵力和群众，重新修缮加固城墙，锻造兵器，开挖地道，招募了很多义勇志士，决定要固守保岱。此后，保岱虽长期遭到蒙古的鞑靼、瓦剌围攻骚扰，但仍顽强坚守。按保岱正介于宣府与京师之间，当宣府和京师坚守未下之时，保岱也必定是在明军控制之中，这样宣府和保岱方可以互相倚援，保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挖出的黄土包筑城墙，地道沿主要街道为主分布，以水井和主要居民大户为联络要点。

　　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塞北其他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瓷雷和暗器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保岱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舜乡堡守军为了古城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涿鹿古地道的未来　　据传说，保岱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鞑洞”。所谓“躲鞑洞”就是舜乡堡人民为了躲避蒙古兵的侵略而开挖的一种地下军事防御体系，也可以说是舜乡堡保卫战遗留下来的重要战争遗迹。在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很多明代的瓷器铜钱，是明朝初年间所产，此时距离明朝成立已有二十年之久。

　　在保岱古地道开挖完成后的数十年间，保岱古城的地道网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用地道作为军事防御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后的备战备荒年代，在保岱古地道西侧2里之遥的拐角村、南果园等地至今还完整地保留有抗日时期，伪大乡长陈德全开挖的地道。这些抗日地道与保岱古地道虽相隔600年，却一脉相承，都属于古代军事要塞古城保岱的重要遗迹。人们呼吁，保岱古地道争取成为国家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