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和一部小说——温泉屯走访记

     温泉屯是河北省涿鹿县位于冀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北京市区不到150公里。在现代中国史和文学史上，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这部小说就是女作家丁玲写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以反映1946年温泉屯(小说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为内容的小说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二等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小说作者丁玲与这部被逐渐确立为“红色经典”的小说备受争议。63年后，正是丁玲和她的土改工作队坐着驴车去往温泉屯发动土改的季节，笔者也来到了温泉屯。

　　土地之“恋”

　　我们是从沙城进入温泉屯的。坐火车从北京北站到怀来县的沙城，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沙城到温泉屯有30里路，坐汽车不到半小时就到。小说中地主李子俊在土改前抢摘的果子和翻身农民集体摘得地主富农的果子，都是当天或连夜运往沙城贩卖的。

　　走在从沙城通往温泉屯的农村公路上，穿过业已干枯的洋河和桑干河，放眼望去，满眼都是一片一片的葡萄园，间或有少量的枣树和梨树点缀其中，紫色的牵牛花在果树旁寂寞地开放。已是临近葡萄收获的季节，早熟的葡萄已经下架，公路上不时有满载葡萄的运输车驶过，而主流品种龙眼、白玛奶、红地球等都还挂在架上，串串饱满沉重，一幅丰收在望的景象，地上飘荡着一股混杂着泥土、果树和植物的清香。

　　“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了。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

　　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开始，一位一生“不气馁地勤苦”在土地上的富裕农民顾涌眼中所见的果园。这位对土地有着“无止境的欲望”的农民在小说的最后被划分成了“富农”，献出了部分土地。从小说的第一节到临近小说结束的第五十一节，像顾涌这种深扎在土地上，对土地涌动着无穷无尽、欲罢不能的“贪恋”情感的情绪，在全书首尾贯通，构成了小说情感构架的基础。

　　6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曾经需要摆渡的桑干河和洋河已只剩下迹近干涸的河床，高低不平的丘陵也已大片大片地推平。土地对于中国农民的意义已完全不同，大量农民离家进城务工，成片土地抛荒，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曾经是衣食所依、须臾不可分离的土地，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这片曾涌动过中国农村第一波“土改”浪潮，激动无数农民在“土地归家”的期盼中流泪、流血的土地是否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的一生所依，是否还像为解放战争提供无穷人力物力保障的时候那样，动力依旧?

　　温泉屯所在的涿怀盆地与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土壤条件也相似，自古盛产优质葡萄。近年来，由于大力发展葡萄种植业和相关产业，形成了以葡萄为龙头的产业链。温泉屯一个村3000多亩土地，有2000多亩种植了葡萄，田间地头、街巷院落，到处可见高低不同的葡萄架。据镇里的统计数字，由于葡萄带来的收入，全镇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200多元。除了少部分从事经纪、储运和加工的人，大部分种植葡萄的农户还是与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村支书赵长林告诉笔者，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很少，只有个别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出去，绝大部分青壮年都留在了村子里，“卖力气挣钱，还不如在村里种葡萄!”每亩葡萄5000-8000元的毛收入，每户至少种两亩以上，再加上少量的玉米和其他收入，温饱之忧已基本不存在了。实际上，提起温泉屯，周围人都会一致称赞那里的富裕。但这种“富裕”还只是相对的，温泉屯所在的涿鹿县四五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而涿鹿县所在的张家口地区，17个县区中，有10个属于国家贫困县。

　　与全国其他很多农村地区不同，对于温泉屯人来说，土地仍是生活的基本所依，它寄托着年轻人致富的梦想，也是老年人养老的保障。如果你遇到一位陌生的村民，聊天中询问对方种了多少亩葡萄，基本就可以判断出他的生活状况。曹树林是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张裕民的原型曹永明的大儿子，这位称丁玲为“姑姑”，当年曾差点被丁玲夫妇收为养子的农村老人现已年逾花甲，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讨生活，“只管种地，地里的活没有什么不能干的。”现在老两口自己种了两亩多葡萄，农忙的时节，孩子们会来帮忙，“日子过得不错，很满足了。”唯一闹心的事就是老伴得了“鹅爪风”，干不了农活和家务活，严重的时候坐也不是，站也不能，只能躺着，县里、张家口、石家庄、北京的医院都去看过了，还是不见好，大医院医生开的药太贵，也不能在村里的“医保”报销，就停止了，只能在家里养着，反正病也“不要命”。村支书赵长林四十多岁，以前也开过长途客车跑运输，但现在不干了，家里种着十多亩葡萄，“收入颇丰”，大儿子已从河北科技学院毕业，在北京的高科技公司工作，已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

　　种葡萄虽然成本不高，但最怕有病虫害，严重的时候甚至颗粒无收。农户一般只能按口口相传的经验，保护能力相对较弱。村里有葡萄互助社，但他们主要是以经销为目的，而且入社的农户数量也有限，如何提高数量更多的中小种植户的保护能力，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葡萄种植开始于分田到户后的80年代末，二十多年来，葡萄几乎覆盖了温泉屯全部的土地。这里有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有榜样的力量，也有政府的引导。葡萄为温泉屯人带来了财富，但也使全村人的生计全部“拴”在了葡萄一种作物上，其中的利害得失，俯身在土地上的农民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想。随着中国加入WTO年头的增加，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对于温泉屯农民来说，他们虽然多年与“市场”打交道，但在“市场”的巨手之下，他们不过是一棵棵没有依撑的小苗。携带着资本和集约化经营利器的现代农业正在进入他们的生活。我们到的那几天，镇政府正在与一家港资企业洽谈，准备分三期投资上亿元资金，在离温泉屯不远的杏园村开发三千多亩的葡萄园，建造现代化的葡萄酒厂。对于立志于“学浙江，把葡萄产业做大做强”的镇政府来说，这当然是好事，规模化种植和经营带来的效应也会惠及小农户。但如何在来势汹涌的现代化农业面前保障小规模家庭农业的利益，使它们不至于招致灭顶之灾，在招商引资带来的激动中，这样的声音还是没有听到。毕竟像温泉屯这样的村子，600多户农户中，从事小规模种植的还是绝大多数。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躁。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的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在那树丛里还留得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像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那些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湿润。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淡黄色的薄光。”

　　这段浓墨重彩的话是丁玲在描写温泉屯翻身农民集体采摘地主果园中的果实时写下的，它也收进了后来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欢乐的人们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果园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好的劳动者享受劳动果实的图景。这里有深沉的对土地的爱，这种爱贫农有，富农有，地主也有，而只有当它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幅最美的图画。

　　阶级之“痒”

　　透过成片的葡萄园，阳光下的温泉屯看起来安静祥和。走在村里东西南北规划整齐的街上，两边的房子已看不出多大的差别，从房子和院落的外观上看，60多年前村里显著存在的贫富差距已不存在，而那场为了实现真正“耕者有其田”的风暴的痕迹似乎也已踪迹难寻——过去的似乎都已归于记忆了。

　　为了帮助我们寻找历史，村里的干部找来了几位老人：92和90岁的任志恩和任志会兄弟、87岁的李仲德老人，他们都经历了1946年的土改，任氏兄弟还是当时的民兵。也许是时间确实太久了，老人们的年龄也确实太大了，对于那段历史，老人们已不太能说得清楚。但在老人们的叙述中，有两点却一再被提起。一个就是小说中暖水屯头号斗争对象、“恶霸地主”钱文贵的原型韩文贵“就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个兽医，见识的人多，交际面也广，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是个“摇着羽毛扇”、“二诸葛”似的人物，“干了不少坏事”，斗争他是村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虽然从土地占有数量来说，他算不上一个大地主。第二点就是土改后还乡团的残酷报复，抓了不少人，还杀了人，为了免遭迫害，他们这些参加过土改的青壮年都躲到山上去了，大冬天的也不敢回家。村民樊存和的父亲樊廷成是小说中那个小学校里爱编小调的快乐的敲锣人吴老头的原型，本来以为自己年龄大，可以免此横祸，不料却还是未能幸免，惨遭杀害。虽然村里的地主们没有直接出面，但“从那以后，仇恨就加深了。”在涿鹿县档案局编的“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名录”中，温泉屯有6人在列，其中一半牺牲于还乡团之手。为此，小说中县委宣传部长章品的原型张雷组织了一支“护地队”，进行了有力的还击，这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护地队受到了当时晋察冀中央局的大力表扬。

　　丁玲后来断断续续写了30多年，却最终没有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想要描写的就是后来的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阶级仇恨真正以你死我活的方式爆发了出来，原来潜伏在小说中，靠村民们叙述、靠工作队“启发”的那种阶级之痛，终于激化为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冲突。不知道丁玲写续集的意图中，是否包含了洗刷加在前一部小说头上的“富农路线”的污名。

　　一个“富农路线”的污名，一顶“一本书主义”的帽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丁玲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对于“富农路线”的说法，丁玲自己感到很委屈，她辩解说，她写“顾涌”这一形象时，任弼时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报告还没有出来，她是个作家，只能按照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和人物来写，她说，“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尽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商业)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当时有些工作也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拿了他的地又要让他在群众中说话，要群众感谢他，真又是很右的做法)，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那么顾涌这个人物是怎么来的呢?也许是从那个人站在讲台上，拿出那么一条破腰带，这样一个形象一闪而产生吧!但是根本上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我工作中来的，在工作中因为这一个问题我不能解决而来的。从富裕中农这个问题中，就设计了顾涌这一个人物。”

　　为写这部小说，丁玲三次下乡参加土改，小说中对暖水屯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对土改政策的阐释综合了作者对解放战争过程中华北解放区整个土改过程的理解。应该强调，土地改革，尤其是建国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运动，它是一个分成多阶段，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在实践中形成政策，在政策指导下进行实践，又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政策的长期的过程，这中间甚至也会出现相互否定和自我反复的现象。

　　就涿鹿地区来说，它起码经历了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次即小说中描写的“五四”土改，这次土改的口号是“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具体政策是“中间不动两头动”，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第二次是1947年年初的土地复查，检查、纠正1946年夏季“五四”土改不彻底和因发生偏向而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三次是1947年底到1948年春进行的“土地平分”，这次“既否定了‘五四’土改，又否定了土改复查，使‘左’倾错误愈加严重。” 1947年底中共中央开始纠偏，任弼时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左”倾是一种自杀政策。涿鹿县1948年夏在搞过土改复查和平分的村庄进行了纠偏，可称为第四次土改。

　　在这个过程中，在划分阶级成份上，尤其是在第三次“平分土地”的土改中，犯了不少“左”倾错误，不少村子把历史成份与现时的经济状况混淆起来，着重查三代，追历史，把前两辈是地主富农而本人未享受过地主生活的也划成地主富农或以破落地主论，涿鹿县地方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岔河村刘号，他祖父及父亲前半辈是地主，其父后半辈已破产下降为贫农，破产已30多年，刘号当时才18岁，他原来仅有3分地，土改时分得4亩地、5只羊、1条牛，这次平分查三代便被划分为地主，三个叔伯兄弟也被划成破落地主。还有就是把政治思想品德与经济状况混淆起来，以感情代替政策。例子是上町村的王宣，抗战前有旱地10亩，租种地10亩，年收核桃150斤，杏仁100斤，有骡子1头，牛1头，羊100只，全家5口人全都参加劳动，雇了一个羊倌，有时也雇少量短工，全年总收入折谷17石，欠外债300元。抗战后，经减租减息废除了外债，“五四土改”分得10亩地，现有水地3.27亩，旱地14.88亩，年收谷12石，核桃600斤，折谷6石，杏仁100斤，折谷2石，有一条骡子跑运输年收谷5石，全家总收入25石，9口人需要开销21.6石，尚余3.4石，按政策应划为上中农，可是因为他人缘不好，爱骂人，好打架，这次查阶级时群众说他是“上町村的大旗杆”，结果定成恶霸地主被斗争了，还把他的东西没收了不少。

　　丁玲的小说中当然无法反映整个土改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对暖水屯这场阶级斗争的真正清晰的分析。但她为我们呈现了土改风暴中这样一个“非典型”村庄的阶级之图，在这幅图景中，土地改革，以及为土地改革而进行的对阶级的破痈之痛，是对村庄这个共同体的关系的真正改善和弥合，正因为如此，“发动群众”才成为了土改的最终落脚点。

　　始建于1995年，2004年又经重新扩建的“丁玲纪念馆”中，有一个展室专门陈列了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照片及其介绍，小说中的人物一一浮现，坚定的张裕民(曹永明)、年轻而又有冲劲的程仁(韩义)、沉稳的赵德禄(赵全禄)，以至阴险的钱文贵(韩文贵)、略显文弱而忧郁的李子俊(李仲祥)。在村中行走，与不同年龄的村民交谈，在丁玲纪念馆中浏览，手捧一卷小说，你会惊叹一部小说与一个村庄竟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你甚至还会怀疑纸上的文学史的“伟力”，你会问：一部小说史，除了可以写在纸上，它还能刻在大地上，印在普通人的心中吗?

　　记忆的连续和断裂

　　在温泉屯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我们见到了温泉屯历史中的另一位名人。用一位村委会干部的话说，除丁玲外，他是温泉屯历史中的另一位“贵人”，他就是在温泉屯担任了将近10年村支书，被称为“桑干河畔土专家”的下乡知青程有志。

　　从1964年自张家口市下乡，到1982年离开，程有志在温泉屯呆了将近20年，这位当年与邢燕子齐名的全国先进知青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再次使温泉屯名闻天下。丁玲她们到温泉屯土改时，程有志才两岁，20岁上来到温泉屯插队，立志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并一呆就是将近20年。

　　在1974年3月那封名为《把知识献给农村》的写给全国知青的著名公开信中，程有志叙述了自己如何最终爱上了温泉屯的一土一瓦、一草一木的过程，他说，感情转变的关键是“世界观的转变”，像贫下中农一样，成天与庄家果树打交道，却不感到没出息，不感到屈才。不知道程有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将近三十年前，那个同样作为外来“知识人”的丁玲与温泉屯的妇女在炕头上做针线、嗑瓜子、聊家常，与青年和老年农民在檐下、院中话农事、谈村史的情景。

　　在温泉屯“扎下根”来的程有志先是与农民一起，对队里的老梨树研究改进剪修技术，使老树更新复壮，三年间全大队梨产量由几万斤猛增到五十多万斤。1966年又开始组织干部、农民和知青“三结合”的试验场，其中玉米试验田亩产达1200多斤，高粱亩产810斤，全大队推广后，平均亩产增加一倍多。试验场先后培育了70多个农作物良种，除在本地推广外，还支援15个省、市38万斤。程有志后来参加了省和国家的农作物杂交试验项目，选育出了张玉1号、2号、3号、4号和1059等11个优质高产玉米新品种，尤其是他将矮生基因导入玉米新品种选育中，被称为“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他选育的“张玉”系列品种曾在张家口市玉米面积中占70%以上，在北方各省市中推广面积近3000万亩，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1975年3月出版的《遗传学报》第二卷第1期上，载有他的论文《玉米自交系改良的若干经验》，署名是“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大队农业科学试验场下乡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学术学院化生产的今天，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程有志最终离开了温泉屯，他离开时的1982年，村里开始第一次分田到户，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如今，村委会会议室的墙上，程有志的照片与历届温泉屯党支书挂在一起，一个城市外来者，夹在土生土长的温泉屯人中，继续见证着这个他曾奉献了青春的村庄的沧海桑田。

　　谈到程有志，村委会里老人的口气就好像谈论一个村里人一样，只是他已离村上城读书或工作了。但程有志终究是与一个时代联系得过于紧密的人，而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即使是在温泉屯这样革命痕迹非常明显的村庄里。当被问到对集体化时代有什么印象时，带领温泉屯人闹土改的第一代村领导人曹永明的后代曹树林大爷说得很干脆，“不好，吃不饱肚子，没钱花。”偌大的村委会广场空空荡荡，堆放着村里明星企业包装厂的原料和产品，曾经气势宏伟的戏台则已经改造成了包装厂的车间。村委会村支书照片栏下的介绍语也打上了今日温泉屯人的鲜明印记：“1973—1982年任期内开发荒地1000亩，建立了农机队、铸造厂、良种场，‘五七’技校，改善水利设施，新打机井15眼。”新开发的荒地增加了村里人的土地，水利设施，尤其是机井的开凿则直接惠泽眼下的葡萄种植。其实，即使是以今日的眼光看，程有志的时代与今天还有一些割不断的关系在，比如，玉米和高粱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为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余裕，使得更多的土地可以腾出来种植葡萄，因为一般的农户都是用少量土地种植粮食供自己食用，余下的大部分土地种植葡萄创收;集体化后期程有志带领村里人平整土地、开荒，不仅扩大了土地数量，也为大面积推广葡萄的种植铺垫了基础。

　　程有志干成的事在今天已不可能了。我们在村里的街巷中穿行，常常为街巷的灰土、坑洼所苦。村的西半边在当初扩建丁玲纪念馆的时候，用政府下拨的款项修了水泥路，街道两边也修了排污明渠。五年多过去了，村东半边的街道还是泥路。由于当地的土质属沙土型，雨水和污水冲蚀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一道道深沟和坑洞。我们问现任支书赵长林为什么不修，因为为了自家门前的路，村民们应不会缺这点钱。赵书记说，修路款无法向村民摊派，要村委会想法解决。他们计划开发村东头小商店集中的一块商业用地，开发成了，自然有钱给全村修上水泥路了。

　　“三个世界”里的精神世界

　　我们到的那几天，正逢村里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县里组织了一个有好几百人参加的台湾祭祖团，来距离温泉屯不远的桥山祭祀黄帝先祖，顺便进行“经贸洽谈”。《史记·五帝本纪》中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就在温泉屯镇里虎沟村南，为此，镇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忙得都不能回家。因为祭祖团车队要经过温泉屯，村里面的干部也在四处布置大扫除。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村西头的温泉寺大雄宝殿落成开光了。温泉寺建成已快有十年，大雄宝殿则新近才落成，据说花了将近10万，都是村民募捐的。村干部都没有出面，听说我们想去看开光仪式，支书赵长林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去，我也不去!”

　　温泉寺就坐落在丁玲纪念馆西侧的一个高土台上，山门宏伟，傲视着整个村庄。寺下的丁玲纪念馆是在一座旧庙基础上改建的，灰砖黄瓦，古色古香。进门有一座丁玲青铜立像，院内有四个展室，分别展示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版本、丁玲研究的有关资料，小说人物原型介绍，丁玲当年用过的一些实物等。纪念馆的雏形是丁玲50年代初从小说奖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文化站，现在，纪念馆院内还挂着一块“丛喧文学社”的牌子，据说这是当地的一个文学社团，只是牌子还在，活动却已好久不见了。这是我所见的最为朴素和简陋的纪念馆，展出的书籍和资料就放在普通的玻璃柜里，甚至裸露在外面，慢慢受着平房潮湿的侵蚀。纪念馆平时门可罗雀，与门前广场和附近温泉寺人来人往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村庄办一个这种类型的纪念馆在中国也许非常罕见，但如何坚持下来并赋予其活力，恐怕还是一个难题。

　　这几天，村里像过节一样，集市天天有，很多人的家里都请来了亲朋好友。村东头的空地上搭起了帐篷，摆放上了木马转台、飞天轮、气枪射击等娱乐设施，花花绿绿，像个庙会，孩子们玩得很快乐。喇叭里整天大声放着怪声怪气的音乐，刺耳地飘荡在整个村子的上空。入夜时分，远近各村的年轻人都汇集到这里，成群结队或成双成对，人头攒动，在昏暗的灯光、嘈杂的音乐、纷扬的灰尘刺激下，四处走动。夜幕下，帐篷里的喇叭在大声招徕客人，里面马上就有“最令人激动和刺激的节目”上演了。听说这是村里承包给人办这个“交流会”的，交了钱，村里也就不管了。

　　村西头丁玲纪念馆前的广场已成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著名的“槐抱榆”树下，时常有人在下棋、聊天、玩耍。每天傍晚，村里的老年秧歌队都会在这里扭一段秧歌。这几天，广场上也搭起了台子，请来了县里的歌舞团和晋剧团，为庆祝大雄宝殿开光助兴演出。歌舞团演出的那晚，村里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赶来看热闹。村里人自己出的两个节目是演出的高潮，一个是村里两个“文艺骨干”表演的一段说唱，一老一少，扮相滑稽、亲切，一出场就获得了乡亲们的喝彩。她们歌颂了村里眼下的好日子，把村里的很多事都说进去，唱出来了。另一个是村里秧歌队表演的秧歌舞，看起来训练有素，听说这支秧歌队还在县里的表演中获过奖。

　　也许是因为机缘巧合，让我们赶上了温泉屯的这个“热闹”时光。从村西头转到村东头，肃穆安静的革命时代的纪念馆，人来人往的高踞在泥土台上的寺庙，欲望汹涌的商品时代的交流会，一个村庄，三个世界，共同构成了一个村庄人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也许，这就是在奔向富裕道路上的温泉屯人的真实的精神世界。